戰爭、回憶與政治 — 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 吳智偉

Please enable JavaScript to view the full PDF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993年，大約是在我高二的時候，我在花蓮高中的圖書館，一座看起來 現代化，但是內部空間陳設卻不夠人性化的圖書館，找到一本書—楊牧的《山 風海雨》。楊牧是故鄉花蓮有名的詩人、散文家，也是畢業於花蓮中學，只 是在當時很弔詭的事情是在校內大概十之八九的學生並不知道有這個人，其 原因一方面是可以歸諸當時花中的學生普遍接受外界訊息的管道有限，連帶 地視野必會受到影響，此外也跟當年校方重理工成就的治校政策有莫大的關 係，所以普遍地花蓮中學的學弟們都不知道有這樣一位在花蓮以外「有名」 的學長。 高二時的圖書館還沒有電腦化的檢索設備，所以平日要看什麼書還要親 自到館內走一趟搜索。就這樣我在館內那些不算排得整齊的書架上，偶然瞥 見這本書，因為之前已經在報紙上看過楊牧的名字，也知道他跟花蓮還有學 校的關係，就不遲疑地借了這本書。 現在還能記得，在高二某一天看完這本書的晚上，心理實在地湧起某種 莫名的感動，感動的原因是自己發現第一次如此地親近花蓮，感受到花蓮。 因為我們家並不是土生土長的花蓮人，是在我國一時才搬去的，距離從台北 搬遷到花蓮也不過4年多，而且父母是宜蘭人，他們口中常常談論的故鄉事， 其實都是關於宜蘭的事情，難免會令人覺得跟花蓮有所隔閡。因此當我第一 1 ．2．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次讀到《山風海雨》這本書時，心中的感動是我終於藉由楊牧這本回憶性， 帶有濃濃自傳味的散文，將自己連結上花蓮過去的歷史，也是藉由他的這本 書我才終於可以知道平日父母無法述說，與鄰居談話也不會觸及的花蓮的點 點滴滴。 或許在今日聽來，這樣的經驗帶有一些些的荒謬性，畢竟一般觀念裡對 於個人故鄉的想法就是那種從小生長到大，最少到求學之前都一直居住的地 方，因此故鄉透露著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意義。但是對我而言，這種普遍的 意義是不能套用的，原因是我對於花蓮的過去根本就不熟悉，不過奇怪的 是，可能是因為位置特殊的關係吧？面對外界時，卻往往都被視為花蓮人 了，而且可能也是長久在各地搬遷的關係，父母或者說是整個家庭也早把花 蓮視為最後的落腳地，想要作一個真正的花蓮人。也因此《山風海語》，在 於我的意義是填補了對於花蓮過去認知上的空白，但並不是一種僅止於知道 花蓮何日開始被空襲，何年發生大地震等知識的空白，而是更進一步地，經 由楊牧對於過去回憶的描寫，我也似乎能感受到花蓮過去的氣味，溫度、聲 音，以及當時人們生活上的恐懼、好奇、傷感等，填補了回憶的空白。可以 說經由《山風海語》還有楊牧其他兩本同樣回憶性質的散文1，讓我完成了作 為一個花蓮人的必要條件，就是知道花蓮過去的記憶，同時也第一次真正認 識到文學力量偉大的地方，認識到文學可以述說許多歷史書寫無法表達的層 面。 認識到文學的重要性是形成我選擇這個題目的第一個原因，至於第二個 原因則是我在1999年到2000年修習張瑞德老師的「現代中國的戰爭與社會」 時，因為課堂上「戰爭與文化」、「戰爭與歷史記憶」這兩個主題，讓我認識 到所謂戰爭不只有一般想像中的物質上、肉體上與空間上殺戮與破壞而已， 實際上戰爭帶來的精神上與文化上的影響更是深遠，甚至可以綿延幾代不 1 其他兩本散文分別是《方向歸零》（1991）和《昔我往矣》（1997），現在合稱為《奇萊 前書》（2003）。 第一章：緒論．3． 覺。而且恰好我又在《山風海語》上讀到這樣一段文字： 大約就在B二九開始飛臨日本上空，並且轟炸日本軍人的家鄉的時 候，一九四四年夏秋之交，美國飛機也出現在台灣島上，造成可怖的 空襲。但幾乎所有的轟炸和掃射都是偶發性的，而且都集中在北部與 西部較大的城鎮，也許根本沒有來到過花蓮。海潮依然平靜地拍打著 山嶺俯瞰下的小城，結著一條又一條永恆的白紗帶，在麗日下，風雨 中，不停地湧來，升起又落下。然而不久以後，我們終於聽到美國飛 機掠過花蓮的消息；它在港口附近投了幾顆炸彈，並且以機關槍襲擊 這裡僅有的幾間大工廠。空襲來了，終於，戰火波及這默默無聞的小 城了2。 飛機空襲花蓮的次數越來越多，那大概是冬天當美軍逐漸逼近菲律賓 群島的時候。等到麥克阿瑟將軍把日本人悉數驅逐出呂宋以後，美軍 卻決定跳過台灣和澎湖，直接撲向硫磺島，而且僅對我們的家鄉展開 密集的空襲。3…… ……這一路上太平靜了，我坐在車廂裡看著農舍和田地，看著河流和 山林，看電線桿一根一根向後退，完全沒有戰爭年代的恐懼與不安。 可是等我們進入山地住定後，有一天我聽到大人在傳說，晚我們幾天 離開花蓮的一班列車在木瓜溪附近曾遭到美軍飛機的攻擊。……誰知 飛機很快轉了一個彎又回來了，並且猛烈向野地裡避難者開火，殺死 了很多人，然後才掠過木瓜溪上空，向海外飛去。多年後我上中學的 班上，有一個男同學曾經對我說，戰爭時代他和母親正好就搭上了這 班不祥的列車；他自己倖免於難，然而他母親卻在那血腥的掃射裡被 機關鎗打死了。他是我的好友，我記得他的父親一生未曾再娶。4 在楊牧緩慢的文字敘述帶引下，我彷彿真能感受到在多年後才察覺到戰爭帶 2 楊牧，《山風海雨》（台北：洪範出版社，1987），頁27。 3 楊牧，《山風海雨》，頁28。 4 楊牧，《山風海雨》，頁33-34。 ．4．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來的影響的心情，而且更覺得一絲絲震撼的哀愁，畢竟曾有一段時間的感受 是戰爭就像那些轟隆隆而過的B29一樣，雖然每天經過，但終究是天外之物， 「完全沒有戰爭年代的恐懼與不安」。 因此，這樣一種文學與戰爭連結，同時也是牽涉到歷史記憶的連結，是 我讓最先想要以「戰爭」 、「文學」與「歷史記憶」作為研究計畫題目的原因， 此外，也是出於當時一個單純的想法，就是對大多數被認為缺少戰爭經驗的 台灣人（本省人）而言5，我想要知道他們是如何是想像「戰爭」的圖像。當 然，台灣人並非完全沒有戰爭經驗，最近的來說，例如在二次大戰時被日本 徵召前往東南亞、中國戰場當軍伕的台灣人就不計其數，另外還有被徵召當 護士，以致慰安婦的台灣人也是算一種戰爭經驗。或是像在二戰時期的武人 總督統治、皇民化運動、糧食管制、言論管制都不能不說是與戰爭有關。像 戰後來台的外省人本身在大陸即已經最少經歷了八年的對日抗戰，加上後來 的國共內戰，有關戰爭的經驗自然又比一般之前居住在台灣的人來的豐富。 而像後來的八二三砲戰等，則可以說得上是目前居住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們， 最為共通的一個戰爭經驗了。 由此看來的話，台灣人的戰爭經驗應該是很豐富才對，不過，我們別忘 5 研究二次大戰時，日本在台灣軍事動員體系的林繼文，在1999年由思與言雜誌社舉辦的「『台 灣政治共同體』對談會」上說：「把外來者不安全感擴大來講其實就是戰爭經驗。假如 從日據時期以來分成幾類人來看，如內地人（日本人）、本島人、本省人、外省人等等 姑且這樣區分的話，有真正戰爭經驗的是日本人與外省人。日本人的戰爭經驗來自直接 面對大陸的戰場，他直接expose在戰爭的動員與氣氛中，甚至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這很 早就開始了。但台灣人是透過日本人去想像他自己的戰爭經驗，當然台灣人在日據時代 也有很多到中國戰場去，但若是1940年走在台灣街上隨機地抓一個人，他的戰爭經驗非 常可能是想像來的，他可能過的是歌舞昇平的日子。戰後也很有趣，台灣被塑造成復興 基地，但這是外來統治者在塑造的。如果你今天問年紀大一點的外省人，他們的戰爭經 驗是非常具體的、也非常血淋淋的，可能就是跟著他成長的。但是你如果問六、七十歲 的本省老先生的戰爭經驗，有一部份當然是他自己的，但大部分只是感受到當時的時代 氣氛而已」。 見思與言雜誌社，〈台灣政治共同體座談會〉，《思與言》，37：03（台北，1999：09）， 頁19-20。 第一章：緒論．5． 了間接的戰爭經驗終究與直接的不同。在二次大戰期間，台灣島唯一真正算 得上受到戰火的波及是「空襲」，真正嚴格定義下的戰爭，就如中國戰場上 的軍隊對軍隊間的廝殺，並未在台灣本島出現6。所以對台灣人而言，或許是 真正地感受到了戰爭，但是感覺是沒有猶太人、波蘭人、法國人、日本人等 強烈，諸如像猶太人的被屠殺，波蘭人的受納粹鎮壓與法國人的被佔領經驗 等，都是造成這種感覺差異的關鍵。 可是，沒有豐富的戰爭經驗，並不表示台灣人就不會想像戰爭，只是在 我們的主要歷史記憶中沒有被突顯出來而已。只是諷刺的是，之前提到的幾 個在二次大戰時受創甚深的國家，在戰後的現在，早已藉由國際的安全機制 脫離了戰爭的威脅。可是台灣卻反而因為國共內戰的問題、冷戰陰影的持續 與外交策略的失誤，繼續飽受戰爭的威脅，而台海在西方人眼中也成了國際 上的重要衝突點。在這樣情勢下，台灣人自然不無時無刻繼續感受到戰爭的 存在，例如1994年時出版的《一九九五閏八月》，就可以造成台灣人民某種 程度心態上的恐慌，在1996年時總統大選時，發生的中國對台海的導彈試射 事件，更是讓此間生活的人們趕到戰爭的圖像似乎是越來越清晰，這就像名 歌手伍佰在〈空襲警報〉中的一句歌詞一樣： 「不知道飛機何時還會再來？」 。 戰爭雖然在主流記憶的表層中沒有被凸顯，並不表示就完全沒有影響 力，只不過隱身伏藏為記憶的潛流，繼續影響著人們對於外在世界的思考， 外在秩序的認識。確實，相對於西方人對歷代戰爭經驗重視而開展出來的豐 富研究成果與論述，在台灣類似的研究成果就顯得貧乏了。有關這方面可以 6 這當然要感謝1945年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最後採用陸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主張美軍先奪回菲 律賓，以控制西南太平洋地區的制空權與制海權的戰略，沒有採用海軍總司令尼米茲 （Chester Nimitz）主張的「跳島戰略」。所謂「跳島戰略」是尼米茲認為應該先攻下台灣， 因為奪下台灣之後，日軍與日本本土、中國大陸占領區以及南洋一帶的補給線與聯絡網， 都將被切斷，台灣並可成為盟軍北打中國大陸和南攻菲律賓的樞紐。兩位總司令曾為了 該採行的誰的策略吵的不可開交，最後白宮透過參謀本部採用了麥克阿瑟「菲律賓第一」 的戰略。詳細內容請參閱林博文，〈老尼米茲，中途島戰役名留青史〉，《中時電子報》， 2002年1月16日。 ．6．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從國外的「戰爭研究」（War Studies）或是軍事史的研究社群眾人數多看出。 而且，一般而言，在西方有關戰爭或是軍事的研究，其深度、廣度也確 實比較多面向，這也是我在「現代中國的戰爭與社會」課堂上時所得知的， 所以我選定了這個主題為碩士論文的題目，希望藉由這方面的研究，能夠解 答我心中的某些疑惑。 二、研究背景 （一）題目說明 本論文的題目〈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基本上是環繞著三個主題—戰爭、歷史和文學回憶7書寫與相關外在環境的影 響，以及包括在這之中一個潛在的主題—「族群的認同」為處理核心而展開 的。在這個三個主題中， 「戰爭」被我視為是一個集合的「圖像」（scheme）， 也就是說戰爭這樣一個主題在本篇論文裡面被當作是呈現記憶中某一區塊 的集合點。因為在「歷史記憶」方面，從理論上來講，每個人的歷史記憶絕 對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但是不同的歷史記憶之間是會有彼此的交集處，而 這些交集處所以能產生，實際上正是有賴於每個人的記憶中必然都會有與他 7 本論文題目原為〈戰爭、記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在口試審查期 間，承蒙吳文星教授指正認為本論文處理的範圍並未包含戰前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日 記」，所以題目寫作「記憶」恐有疏漏。由於本論文處理的史料範圍主要以戰後追述二 次大戰經驗的書寫為主，加以時間因素，無法在論文付印前加入吳文星教授建議的史料。 因此在指導教授張瑞德老師的建議下，將本論文題目改為〈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 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用「回憶」（remembrance）取代「記憶」（memory），以 更符合論文中的史料皆是戰後追述書寫戰爭經驗的性質。 不過，本論文在以下行文間仍然使用「歷史記憶」或是「記憶」等詞彙，主要原因是目 前學界在研究不論個人對於過往回憶的書寫或是社會對於過去的記載等，還是多以「記 憶」作為表述這兩種現象的通稱，所以本論文仍將繼續使用歷史記憶或記憶，用來表述 各種有關回憶的書寫或研究成果。 第一章：緒論．7． 人相同的一些圖像存在，像戰爭即是其中一個。此外，如戰爭這樣歷史記憶 中的圖像，是有一些反映的途徑被記載在現實的生活中，像文學作品的書寫 必然也是反映戰爭圖像的一途，因此，選擇文學作品，特別是有關於戰爭印 象或是想像的部分作文本分析，則是瞭解戰爭圖像是如何連結歷史記憶，或 是歷史記憶如何反映戰爭圖像的一個管道。 以上的三個主題之間關係的說明，其實是為之下一個潛在核心主題的背 景說明，就是每個人的戰爭圖像其實是隨著個人歷史經驗的不同而具有異質 性，但這是從小範圍來講。若是從大範圍來觀察的話，每個人的歷史經驗在 如何不同，終究還是會尋出與他人之間的交集點，譬如說每個人在二次大戰 中的親身經歷或許不同，但是一旦歸結到戰爭這個圖像下，交換經驗時，卻 又可以形成某種共通的歷史記憶了。或許這樣的歷史記憶，其中有確確實實 的經驗之談在裡面，但是也有可能包含一些創造的部分，不過，是真實或是 創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如何拿這樣的歷史記憶來去認識外在的世 界，建構外在世界的秩序，並且也以此來區分他者與我的疆界。特別是對像 台灣這樣的移民社會而言，過去往往也是構成認同的一環，人們會藉由因為 有相同的歷史記憶而趨近。不過，趨近也並非單一的群體自我主觀的認定， 而是會有兩個，或是三個以上的群體彼此之間互動後，才有可能產生各自大 範圍歷史記憶下的認同，這方面的看法原則上是接近人類學家提出的「歷史 情境論」（historical circumstantialism）。8 因此以下的研究背景說明方面，我將要從戰爭與歷史經驗方面，而接著 之後歷史經驗形成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方面，及最後文學作品與歷史記憶 和族群認同，這三個方向來說明現今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 8 歷史情境論是以人類學家Frederik Barth為代表。這派學者認為族群界線的創造與維持來自 族群的互動，經常就是社會、政治、經濟條件變動的結果，而且往往牽涉到權力關係。 見葉春榮，〈從文化的發展看台灣族群的融合〉，收在鄧憲卿編，《台灣族群變遷研討 會論文集》（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9），頁239-240。 ．8．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二）有關戰爭經驗的研究 目前有關二次大戰的戰爭經驗研究，最直接涉及的領域應該就是戰時的 軍事動員了。在這方面，有林繼文的專書《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 動員體系之研究》、李國生的碩士論文〈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 軍 事 人 力 動 員 （ 1937-1945 ）〉、 楊 雅 慧 的 〈 戰 時 體 制 下 的 臺 灣 婦 女 （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為分析中心〉、江智浩的〈日治末 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到皇民奉公 會〉和鄭麗玲的〈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 軍事動員〉。 林繼文的《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主要是從 戰時經濟情勢與體制變動的角度談1930年至1945年間，日本殖民政府對於殖 民地台灣的經濟、軍事、政治和社會動員體系。依照林繼文的看法，日本殖 民政府在台灣所實行的戰爭動員政策，「乃是因應193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大 恐慌後日本的海外擴張政策而來的。這種擴張政策，不僅表現在其對於中國 大陸的武力侵略上，更具有形成一種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意圖， 所以動員政策的範圍不僅包含了軍事性的物資徵用，更廣及社會經濟結構的 重編」。這種社會經濟結構的重編反應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可以時期來看， 例如在「決戰階段」（1942-1945） ，因為動員政策上強化統制經濟的關係，所 以需要大規模的人力動員，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就是形成接收期通貨膨脹的 問題以及之後軍人、軍夫復原問題。也因為在此階段，台灣被日本殖民政府 劃入戰場，「使動員政策的重點由生產能量的擴充突然轉變為對既存資源的 最大程度徵用」。所以許多殖民地人民被大規模的軍力動員和勞力徵用，產 生「脫位」（dislocation）現象，也就是突然失去原來的社會角色或是從既有 的階級地位被驅離，這也是後來動員體系破產的主因。此外，由於日本海外 戰線不斷地延長，最終導致動員體系的負擔超越了生產能量，也發生瓦解現 第一章：緒論．9． 象。9 有別於林繼文偏重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二戰軍事動員的原因，李國生的 〈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則是從日本 政府實際對於台灣人民的動員過程做探討。李著首先從法令上國家總動員法 的實施和組織上由台灣總督府到皇民奉公會，最終到保甲制度的軍事人力動 員開始，然後詳細說明在戰爭初期軍夫、軍農夫到軍屬的動員過程，戰爭中 期的台灣軍人正式動員，其中包括從志願兵到徵兵的轉變和少年兵的出現， 最後說明對台籍慰安婦的動員。依據李國生的看法，在日本殖民政府這一連 串的軍事人力動員過程中，也配合了實質上政策的改變，例如在1944年徵兵 制實行後，次年，1945年日本眾議院即通過了台灣可以實施有限制的眾議院 議員選舉法修正案，以及修正貴族院令，接著廢止了「保甲制度」，改以內 地的「鄰保制度」取代，可以說是戰爭局勢加速了台灣的「內地化」 。此外， 在前一年，1943年，日本在台灣實施義務教育，目的是為了「皇民化」，因 為在教育過程中可進行「國家認同」及國語理解的目標10。這些戰時政策的 實施，對於日後台灣人的心靈產生重大影響。 除了一般以男性為主的軍事動員外，楊雅慧的〈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 （1937-1945） ：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為分析中心〉則是探討在戰時軍事 動員下，台灣漢族婦女的處境。在日本政府的強制性動員和皇民化精神改造 下，台灣婦女在戰時的軍事動員角色仍然不出傳統性別分工，即是台灣婦女 必須負擔起後方守護家庭的重責，在戰局政策的需要下被強化。再者，皇民 化運動使得女性失去了身體的自主權，因為她們的身體擁有者是皇國，凡是 被冠上「皇」字的事物，國家皆取得無比的正當性，因此楊著認為「殖民政 府在台灣針對女性實施的勞務動員，事實上並沒有將女性帶入一個比較多元 9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 頁245-249。。 10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國立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220-226。 ．10．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性的職業領域」11，只是凸顯與台灣殖民地性格相符合的軍事人力動員。 江智浩的〈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 動員組織到到皇民奉公會〉則是分析日治時期戰時軍事動員的組織，江著認 為「從中日全面戰爭展開的1937年到日本戰敗的1945年，伴隨著臺灣戰時角 色轉變的背景因素，使得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和皇民奉公會在組織的角色定 位，內部結構及運作活動上有所差異」。就戰時動員組織的發展脈絡而言， 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可說是日本殖民政府企圖集結非官方勢力的起始平 台，並且整體動員在皇民奉公會成立後整個戰時動員組織發展成熟。另外從 日本當局在殖民統治上所運用的中介團體的發展脈絡來看，國民精神總動員 組織扮演的是從戰前社會教化團體到皇民奉公會的過渡性角色。並且從臺灣 社會精英參與動員組織和負責相關職務的情況來看，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延 續了1935年後殖民行政體系中，中央—地方／舊—新台籍精英的分佈情形， 而皇民奉公會則進一步將1935年地方選舉殖民當局所吸納的台籍社會精英 容納至中央層級組織12。 最後鄭麗玲的〈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 軍事動員〉則是從治安（保甲、警察）、社會教化（學校）配合下的軍事動 員（役場）來看戰時台灣社會的運作和轉變，例如原本是與保甲制度密切， 以維護治安為主的壯丁團，如何在戰時體制需要下，展開配合總督府的軍事 動員。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出，現階段對於軍事動員的研究，主要仍是從上而 下，注重是政府如何引導民間基層的人力、物力投入戰場的情況，但是由於 近來由下而上的歷史研究流行，因此這些研究者在觀察上層如何動用下層資 源之時，也會撥出同樣的空間來探討軍事動員對於被動員的人與所處的社會 11 楊雅慧，〈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為分析中心〉 （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92-96。 12 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到皇民 奉公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159-163。 第一章：緒論．11． 有何影響。有關這方面影響的研究，其實是有關於另一個領域「社會軍事化」 的研究了。例如在鄭麗玲的一篇文章裡即有提到日治時期台灣人被日本統治 者徵召的兵制改變情形，以及這種兵制改變下，統治者藉由宣傳帶給台灣人 的壓力（像台灣男人不當兵，即是「非國民」） ，包括到戰爭後期，徵兵與皇 。13此外， 民化運動結合下，從教育方面結合，鼓勵殖民地人民去「為國打拼」 除了下層民眾被徵召做兵外，即使在上層文學界中的文人，也不可避免地感 受到了戰爭帶來的社會動員壓力，和官方對於文學創作活動的統制。在柳書 琴的〈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是以《文藝 台灣》與《台灣文學》分別代表的一日一台文人集團，在戰時仍不免雙雙受 到日本殖民政府壓制，要求配合軍事宣傳活動，顯示出二次戰時，日本對台 灣社會軍事動員之徹底。14 除了以上研究戰爭經驗的專書與碩士論文外，近幾年來許多關心原台籍 日本兵人士所做的口述訪問也是本論文關心的重點，目前有周婉窈《台籍日 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鄭麗玲《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和《國 共戰爭下的悲劇：臺灣軍人回憶錄》、陳銘城、張國權《台灣兵影像故事：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蔡慧玉、吳玲青《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 兵》，以及潘國正《天皇陛下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等。關於這 些書的內容將會在第三章有關討論到過去台灣實質參戰者的經驗時，一併介 紹。 （三）有關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研究 歷 史 記 憶 有 一 個 親 近 的 學 術 名 詞 就 是 — 「 集 體 記 憶 」（ collective memory）。不論稱作歷史記憶或是集體記憶，都是國內近幾年來流行於探討 13 鄭麗玲，〈不沈的航空母艦—台灣的軍事動員〉，《台灣風物》，44：3（台北，1994： 04），頁51-89。 14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台北：國立台灣 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124-171。 ．12．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族群認同或是國家認同的方法。集體記憶若是依照創立人摩里斯•阿伯瓦克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的說法，是屬於一種社會建構論範疇的行 為，也就是： 個人的記憶是社會建構的，並且是社會現行的、共同的關懷引發人們 對過去的回憶。……， （因此）Halbwachs的社會建構論的觀點，意味 著集體記意識不斷變動的。社會權力的分配和流行的意識型態的變 化，會改變人們對過去的理解。從這個觀點來看，記憶是不可靠的， 是過去在心靈上再現的圖像，而非實質歷史的復活。15 因此，集體記憶（或歷史記憶）就這層次來說，是屬於被發明的（invented）。 國內有關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研究方面，在1996年，王明珂就已經用量 化的方式探討在台灣社會中「誰在回憶、誰被回憶，以及哪些主題被回憶」， 並且包括「回憶者」和「被回憶者」的性別、省籍與事業經歷背景的統計， 以得出是哪些人在台灣社會中的記憶被呈現出來，哪些人被遺忘。最重要的 是，王明珂提到了，不論回憶者還是被回憶者，都是男性多於女性，非台籍 多於台籍人士，反映在回憶的文本上（自傳、傳記），呈現出的情形是不論 具有軍事背景的受訪者的抗戰、剿共經歷，還是非軍事背景者的抗戰與逃難 生活經歷，因為常被提及，所以透過許多傳記、自傳、口述歷史或是媒體、 教科書，成為台灣社會非常重要的「社會記憶」，或者也是一種「集體受難 記憶」。即使絕大多數的人並沒有親身經歷這些過去。16 此種集體社會中集體受難的記憶轉變為社會中族群認同的疆界時，反映 的就是戰後台灣「外省人」身份認同的塑造了。柴雅珍的碩士論文〈戰後台 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1945-1987）〉 ，在外省人的認同形成中提到，戰 後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軍公教人員，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形下到來，因此在 15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35： 1（台北，1997：03），頁247-296。 16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台 北，1996：09），頁147-184。 第一章：緒論．13． 沒有經濟來源，也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情形下，就容易傾向「與語言容易溝 。17而且來台的外省 通，生活習慣接近，又具有『共同歷史記憶』的人接近」 籍人員中，以眷村為例的話，其中的軍隊文化仍然很濃厚，況且居住其中人 員所經歷的歷史，又與政府在戰後所宣傳的意識型態歷史相吻合，這自然對 於形成眷村裡外省人的歷史記憶有極大影響。18 由不同集體記憶所發展出來的個別族群認同，特別是其中相互對立性最 高的外省／本省認同，在解嚴後，更是順著政治情勢與經濟關係的改變，轉 化成了「國族認同」。例如王甫昌提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之所以造成外省 人在社會文化上的相對剝奪感原因，是外省人覺得他們的集體經驗與歷史記 憶似乎受到忽視，這忽視的原因即是來自於包括過去長輩抗戰口述的故事與 日本殖民統治相比，本省人似乎不視為重要的歷史記憶，也在這樣脈絡下， 過去根植於抗戰經驗故事的中華民族認同也似乎受到忽視了。19 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所謂的「外省人」或是「本省人」都只是相對 性的概念，絕非「絕對性」的概念，概念的分法與界定會隨著時間與社會變 遷而改變。 （四）有關文學作品與歷史記憶、族群認同的研究 從1991年朱天心在《中國時報》發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以來，有關 眷村人的研究即在學院內興起，一時間大家都急於探索誰是眷村人？眷村人 的認同是什麼？眷村人在島內的定位是什麼？有沒有眷村人的歷史？如果 有的話，眷村人要如何在台灣定義自己的過去，面對自己的現在以及如何展 17 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1945-1987）〉（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82-83。 18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 頁94-108。 19 王甫昌，〈光復後台灣族群意識的形成〉，收在鄧憲卿編，《台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 頁213-236。 ．14．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望自己的未來？在這重重的疑問下，學院內出現了不少試圖以借助文學文本 的分析來釐清眷村人的歷史與認同的研究。換句話說，正是因為讓眷村人急 於探索自己認同的濫觴是朱天心的一篇短篇小說，所以回歸探索自我認同的 最佳途徑也是要透過小說為主的文學文本，這反映了文學文本在現代社會塑 造認同的力量，並不會小於一般認定的教科書、歷史劇等其他型式文本。這 也說明了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在幫助個人想像歷史情境，進一步塑造認同上 有類似的功能。 目前國內專題探討眷村文學與眷村人認同的研究成果，在論文方面，按 時間排序分別有吳忻怡的〈「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 （以下簡稱〈「多重現實」建構〉） 、蔡淑華的〈眷村小說研究—以外省第二代 作家為對象〉（以下簡稱〈眷村小說研究〉）、曾意晶的〈族裔女作家文本中 的空間經驗—以李昂、朱天心、利格拉樂•阿、利玉芳為例〉 、周淑嬪的〈蘇 偉貞小說研究－以女性觀照與眷村題材為主〉、吳雅慧的〈朱天心小說的時 空座標〉和曾燕瑀的〈朱天心小說研究〉。 前兩部作品是以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為中心，將焦點放在80年代成名的 外省第二代眷村作家的作品上，藉由眷村作家對於眷村生活環境的描寫，眷 村生活史的追憶（抑或創造），探索眷村中的外省人作為一個族群的意識建 構、形成和對於國族的想像。這之中，吳忻怡的〈「多重現實」建構〉是引 用舒茲的「多重現實」理論，而且「以眷村文學為文本（text），並透過對文 本的解析來凝結出眷村以及眷村族群的特色」後，進一步瞭解眷村的形成環 境，居住其中眷村人的生活和由眷村文學中對於外省人自我意識的描繪，看 出眷村對於外省人的象徵意義（在這方面，作者指出要借用班納迪克•安德 森的想像的共同體概念，把眷村文學視為一「想像共同體」建立的媒介。透 過對該族群菁英份子〔眷村文學作者〕的論述分析，關照眷村族群的集體意 識與其可能的建構過程。），以及眷村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文本在促進外省人 第一章：緒論．15． 自我族群意識長成上的互動20。 有別於吳忻怡的專注於文本的想像共同體，蔡淑華的〈眷村小說研究〉 探討的範圍則又擴大多了。在這本論文裡，談到除了外在層面—眷村的形成 與文化環境，時間、空間意識外，也談到了內在層面—眷村人的童年記憶、 性別意識、國家想像以致族群自覺。此外，在探討眷村的歷史記憶形成上， 作者這樣寫道： 眷村人……即在於其格外深刻的戰爭記憶，以及被賦與某種神聖光環 的復國聖戰使命。這種身世背景的特殊性，在長期受部隊訓練與軍事 化觀念的灌輸下，從營區延伸到了眷村，漸次被馴化為眷村人情感與 思維方式的一部份，對其價值觀、國家觀、人生觀與美學觀等層面， 有極深遠的薰染陶冶。21 而在此同時，為了建構一套能夠支持其政權與歷史根源的論述策略， 與象徵符號。國民黨政府亦運用其在政治上的優勢地位，長時期推動 了一系列「中國化」政策。……更進而在台灣社會塑造了一集體性的 「歷史記憶」 ，聯繫起個人與群體、當下情境與歷史脈絡、台灣與中國 間的主從血脈關係，指向一共同的起源。22 由這段敘述看來，作者認為眷村中外省族群意識出現的主要內在因素即 是深刻的戰爭記憶，而這戰爭記憶在國民黨政府的長期以來的中國化政策之 下，因為彼此間具有相當高的親近性，所以被吸收了，並且內化成眷村人， 然後外擴至外省人的族群認同和演變成國族認同。不過在處理時，只是將戰 爭當作背景敘述而，並沒有將之當作主體的對象研究，而且文本分析的內容 也只僅限於代表外省族群的眷村文學而已，尚未處理到有關本省族群的文學 20 吳忻怡，〈「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理論社會學組碩士論文，1996），頁7。 21 蔡淑華，〈眷村小說研究—以外省第二代作家為對象〉（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20-21。 22 蔡淑華，〈眷村小說研究—以外省第二代作家為對象〉，頁24-25。 ．16．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文本中對於戰爭的敘述分析，而這將是本論文之後討論的重點。 不同於前兩本論文是以普遍的外省籍第二代作家作品為分析對象，後四 本論文則是以研究單一外省籍第二代作家為主。例如曾意晶藉由分析朱天心 文學作品中的眷村經驗，認為朱天心的文學作品反映了她個人的意識型態， 而這所謂的意識型態指的是「在父輩反共復國氛圍下成長的眷村第二代，對 於保家衛國的軍人有崇拜的情結」。受到此崇拜情節影響，早期朱天心的作 品或多或少可以讀到族群優越意識的呈現，但是到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時，由於朱天心有意地要重新檢視，也是要重新建構自己的眷村經驗，所以 原本的優越感消失了，反而是體認到眷村的邊緣性（可能是因為時代變遷的 影響），讓〈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眾多沒有名字本省人圖像，從「又黑又 土的本省男孩」變成了沈穩可靠的「心儀伴侶」 23。此外，不論在朱天心早 期或是晚期的作品裡，她所描寫的眷村人物不見得特意要點出人物的身份或 背景，只要看人物的名字、姓氏、稱謂，讀者就可以很輕易地瞭解所要描寫 的究竟是那一族群。再以作品中角色來說的話，從早期作品開始即可發現朱 天心所描寫的人物大都以環繞在身邊的眷村人物為主，這些人物的特性，在 第一代的話不外以鄉愁和戰爭記憶為敘述中心，第二代的話則就是以童年、 成長、愛情為中心。由此可以看出朱天心的文學文本中致力於建立眷村人（獲 說是外省籍第二代）的共同人物圖像，讓眷村人在談及眷村時，不會流於只 有空間經驗上的相同而已，更是可以透過這些共同人物圖像的敘述，有了相 同的歷史記憶和屬於眷村人的特性。 朱天心意圖打造眷村人物共同圖像的文學文本，在台灣從來就不是沒有 人質疑過，加上解嚴後朱天心的政治立場，更是讓不少人振振有詞質疑她的 文學立場。吳雅慧的〈朱天心小說的時空座標〉正是試圖為這個棘手的問題 提供一個解釋。在吳雅慧看來，朱天心的眷村情懷實際上是映射出一種焦 23 曾意晶，〈族裔女作家文本中的空間經驗—以李昂、朱天心、利格拉樂•阿、利玉芳為例〉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99），頁46-48。 第一章：緒論．17． 慮。此種焦慮是因為隨著台灣政經結構的大變動後，文化主位挪移後的文化 失落而來。所以讓她干犯眾怒，「積極以另一種聲音介入台灣文學，企圖將 自己生命的真實存在寫入台灣文學的時空座標上24」 。朱天心的另一種聲音在 台灣文學的場域中引起一種流俗的論爭，就如同政治場域一樣，質疑者會問 她的文學究竟算不算是「台灣文學」？對此，曾燕瑀的〈朱天心小說研究〉 則以「朱天心像是一個執守自己過去記憶的老靈魂25」角度出發，認為她的 批判姿態與深沈焦慮，若是審視創作者個人的話，可以說是書寫上的喃喃自 語，也是一種想要透過書寫的方式讓自己的記憶不會被遺忘，讓自己的時間 延遲的方式。所以說朱天心的創作一方面是保留自己的時代，一方面也是抗 拒外在的時代，從而在這兩種時代的辯證，把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串連 在這一條文學之路上。最後這結論大概也可以說明〈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可 以引起那些不同階層的老靈魂們共鳴的地方。 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引發了對於外省籍第二代的認同關注後，或許 是受到衝擊，在學院中也出現了研究本省籍作家的作品與歷史、族群認同的 論文。例如：王淑雯的〈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台灣人三部曲》、 《寒夜 三部曲》、《浪濤沙》為焦點分析〉、余昭玟的〈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 品研究〉 、王慧芬的〈臺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 、賴松輝的 〈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歷史語言〉等論文，皆是以大河小說為分析對象， 探索文學文本中的歷史記憶與認同。選擇以歷史意味濃厚大河小說作為文本 分析的對象是具有在台灣文學史脈絡下的特殊意義，依據楊照的說法，戰後 台灣的大河小說其實是具有填補學校教育中有關台灣史一片空白的功能，因 為國民黨政府特意忽略清領、日治時期歷史的教育政策下，像鍾肇政、李喬 等作家在寫作長篇小說時，更是自覺有必要透過小說來傳達歷史知識的必 24 吳雅慧，〈朱天心小說的時空座標〉（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頁173-177。 25 曾燕瑀，〈朱天心小說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頁147-150。 ．18．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要。所以即使大河小說為了肩負「教育了一整代新覺醒本土主義者的重要教 科書」的責任，以致於有損小說整體的美學風格 26，但是作為歷史分析使用 的文學文本卻是相當適當的。尤其大部分的大河小說都具有明確的追尋歷史 定位意念，就以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來說，其中主角陸志龍從戰前到戰 後自我認同轉折的經過，就是除了《亞細亞孤兒》外，適合用來研究台灣人 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波動的題材。此外，大河小說也具有明確的台灣史分期 意識，例如《台灣人三部曲》和《寒夜三部曲》都是以從清領、日治到光復 的分期方式書寫台灣史，這之中所要挑戰的是國民黨戰後對日治時期歷史的 特意忽略所造成的斷層。所以藉由觀察大河小說中的台灣史到解嚴後教科書 中敘述內容的轉變，也約略可以瞭解台灣人歷史認同的變化。 在大河小說的研究之外，文學研究方面最近也有探討戰後台灣小說中呈 現的戰爭經驗的論文－莊嘉玲的〈台灣小說殖民地戰爭經驗之研究〉。這本 論文是採用戰後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分類方式討論每一代本省籍 作家小說中所呈現出來的戰爭經驗，並且在與歷史文本的記載對比下，強調 呈現經驗的真實性。從這三代小說家呈現的經驗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戰後 台灣（本省籍）三代的小說家在描繪戰爭經驗上顯露出了一些差異，大體上 可以說是越到後面作家所寫的戰爭經驗小說，戰爭的重要性被放的越大，在 文本敘述中的角色越發顯著，而且也認為對台灣人心靈的影響越大。反之即 是與戰爭相去不遠的戰後第一代作家，在他們以二戰為背景的小說中，有時 候我們卻很難感受到戰爭在文本敘述中的重量，甚至可以說在小說裡，愛 情、友情、種族間的掙扎，往往更是這些描繪日治時期生活文學文本的特色。 關於這值得玩味的一點，我們將留在第五章中討論。 另外，近年談論文學與意識型態的著作，如蕭阿勤的著作－《當代台灣 文化民族主義》（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中對於文學 26 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 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頁104-105。 第一章：緒論．19． ／文學史的被詮釋意義會隨著不同時期的外在社會意識（主要指政治意識） 變動而有所不同，也對本論文在寫作上，觀察文學作品與社會意識型態的互 動上，深具啟發性，例如書中的主要論點：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對 於台灣本省籍作家表現在民族主義面向的衝擊就是用「台灣意識」取代之前 ，成為創作、詮釋文學作品的標準27，就與本論文第二章內容 的「中國意識」 相關。 從以上回顧看來，我們可知在台灣，二次大戰時期的歷史記憶確實對本 地的住民有相當的重要性，而且對二次大戰前與戰後前來定居的移民之間關 於戰爭的歷史記憶詮釋，也有相當差異度存在。這差異包括對於戰爭中敵人 的定位不同，戰爭在49年前生活經驗裡比重的不同，戰後對戰爭時期記憶與 國家意識型態的不同，以及由戰後已形成的歷史記憶對於國族認同的不 同……等。同時這些差異也反應在日後看待歷史的角度和文學文本敘述的角 度，而且這些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以及差異所造成的各種文化上、認同上疆 界的出現，和反映在文學文本中的意像，都將會是本論文處理的重點。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略論 本論文在研究方法上，將會採取文本分析的方式，即是透過對於歷史文 本（口述歷史、訪談錄、回憶錄）和文學文本（小說）的解讀，討論其中反 映出的戰爭圖像對歷史記憶形成的影響，以及歷史記憶形成之後影響族群意 識建構的層面，最後再述及族群意識又如何反映在文學文本的敘述中。 就如同文學批評中的新歷史主義－始作俑者史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所說新歷史主義旨在考察與「文學文本世界相對的社會 存在和文學文本內的社會存在」28。因此，本論文將分為以下幾個步驟來進 27 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87-116. 28 盛寧，《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998），頁29。新歷史主義的文學批 評與傳統文學批評，甚至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最大不同處，在於「新歷史主義不同意 ．20．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行，第一是先作文學史的回顧，探討戰爭經驗文學在整個台灣文學史中佔有 何種地位？雖然說台灣文學史目前還在建構階段，而且依照政治意識型態的 取向，也可說有統獨之分，但是在統獨分野之中，卻都有一個共通的文學史 發展觀點，即是認為台灣的文學史的主要發展架構是寫實主義，然後再由寫 實主義的觀點去詮釋各文學文本是屬於鄉土文學或是中國文學。因此，本論 文將處理文學史中有關戰爭經驗的文學究竟是被歸屬何種位置，以及如此歸 屬的原因。 在處理過文學史中的戰爭經驗文學位置後，緊接著要處理有實際參戰經 驗小說家的作品。關於這部份，我要從戰後台灣重要的文學作家葉石濤談 起，談他在文學作品中處理戰爭的方式，特別是他那唯美、浪漫帶有一絲南 國風情的書寫方式，戰爭在他的作品中真的成了時代劇（喜劇、悲劇、諷刺 劇等）的背景。之後，我在談鍾肇政。跟葉石濤相比，鍾肇政關於戰時經驗 的文學作品就顯的冷酷、平靜，特別是在戰爭的襯托下，鍾肇政筆下的人物 顯的不安，也必須面對更多的欺壓與不平等待遇，即使談到愛情，鍾肇政文 本筆下人物與葉石濤的差別也顯現在於結局的不同，鍾的結局通常是悲劇， 而葉則多是喜劇，不然就是帶有淡淡哀愁的喜劇。 除了作家的作品外，接續的部分是分析目前各種台籍原日本兵的訪談 錄、回憶錄。目前可以看到的是這些訪談錄、回憶錄中強調的往往是台籍原 日本兵有向日本政府求償的合理權力。這合理權力奠基於兩點，一是日本政 府在戰時於法律上確實虧欠台籍日本兵，例如軍郵問題，戰時薪餉問題以及 將歷史看做僅僅是文學的『背景』或是『反映對象』，他們認為『文學』與形成文學的 『背景』或『反映對象』之間是一種互動關係，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係。新歷史 主義認為歷史和文學都是一種『認識領域』（episteme），是『不同意見和興趣交鋒的場 所』。 因此，新歷史主義者明確主張，文學也是一種參與塑造歷史的能動力量（a shaping power），在從事文學批評時，便把文學看成是歷史現實與意識型態的結合部，不僅希望 從中看到實際歷史事件如何被意識型態吸收理解，既定的意識型態如控制和把握著這一 認識過程，而且更加希望看到文學文本如何參與形成現行的意識型態這一逆向過程」。 （頁26-29） 第一章：緒論．21． 戰後對於台籍日本兵與日籍日本兵的賠償差距問題；二是從二次大戰中台籍 日本兵為日本政府賣命參戰（不論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感上來看，戰後日本 政府對於台灣兵的賠償過少，不符合戰前日本政府的政治承諾，因此希望「一 視同仁」，比照日本人的標準。因此在一視同仁的訴求下，回憶的重點放在 強調戰爭的可怕，台灣人在戰爭中的悲慘遭遇等上面。 分析過訪談錄、回憶錄的戰爭經驗之後，在第三部份要處理的是戰後有 關戰爭經驗的文學作品。在戰後的台灣文學創作脈絡中，有關戰爭經驗的文 學書寫並不居於被有意識地創作的主流地位，而且回顧書寫戰爭經驗文學的 所謂戰後第一代作家，他們的作品原先設定的主題大都不是以戰爭經驗為主 體，可能大多是想要書寫的是青春時代的回憶或是日治時代的生活風情等。 只是以近期來講的話，檢視文學作品中的戰爭經驗卻成為文學批評中的主要 聲音，或許這聲音的出現實質上是反映了近來文學界對認同問題上的重視而 已。 為什麼文學界在處理認同的問題上會擴大到戰爭經驗，或說是意識到戰 爭經驗的存在，這其實也跟解嚴後文學界有一股重新追尋或建構外省人意義 的思想風潮存在有關，例如發展眷村文學的批評，探詢眷村文學的構成等。 這一股追尋外省人意義的文學風潮，在我看來也同時影響了其他非外省族群 對於過去構成本＄外省族群認同分野的定義，就以前面戰後第一代作家的作 品與現在作家的差別為例，我的閱讀過程中發現，文本敘述裡對於族群差異 的認定有逐漸從第一代的強調種族本質走向經驗的傾向，也就是說以前是喜 歡強調族群的差異是在意識層面，現在則喜歡強調是在歷史層面。 因此，在論文最後一部份，我就以陳映真的〈忠孝公園〉來作為這種文 學書寫轉變的例證。在〈忠孝公園〉中，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到陳映真用一位 外省人—馬正濤與一位本省人－林標的戰爭經驗作為對比的模式，鋪陳整個 故事的進行。當然在這個故事中，馬正濤與林標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日本的經 驗，他們都曾經於二戰時在日本的麾下做事，只不過兩個人的身份大不同， 馬正濤是日本扶持下滿洲國的軍官，而林標只是被派到南洋去的軍伕而已。 ．22．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無法得知作者如此安排的用意是否有意於對照戰後台灣特殊的族群權力位 置關係，因為在故事中，不停地提到馬正濤對於林標一口不標準日語的不 滿，雖然說林標一身日本海軍服的裝扮，曾經勾起他主動上前與之用日語寒 暄。換句話說，同樣擁有戰爭經驗，甚至會說同樣的語言，事實上並無法讓 馬正濤與林標更接近，反而是更疏遠，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很類似近來興起 探討本省人與外省人族群意識的起源是戰爭經驗不同的大小論述？ 暫且不管所謂本省人、外省人族群意識的不同是否在於戰爭經驗，作家 陳映真已經藉由他的敘事功力，先替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也明白地講了答 案，這明確地反應出文學家總是歷史學家在搜尋歷史答案上跑得更遠、更快 的事實。但是我仍然必須說，參照葉石濤、鍾肇政、鍾理和、龍瑛宗等戰後 第一代文學家的戰時經驗作品，是看不到如陳映真這樣的鋪陳敘事手法，因 此我只能說文學批評家試圖想從文學作品中搜尋不同的戰爭經驗是不同族 群認同的方法，在現階段來講還是不恰當的。 第二章 台灣文學史與戰爭經驗 著有《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的愛爾蘭裔美國人班納迪 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一次訪問曾經談到童年裡有關文學閱讀 的經驗，他說： 當我還小的時候，我母親到二手書店找到一本1900年出版很舊很厚的 《英國文學史》，這本書的第一章名為〈英國文學的發端〉，裡面刊載 的是愛爾蘭的史詩〈The Brown Cow〉。然而到了1930年，我再看到這 本新版的教科書時，原本的第一章竟然不可置信地消失了。原來1923 年愛爾蘭開始要求要獨立，於是這部史詩就不再屬於英國，英國人假 裝這部史詩不存在，並重新界定了英國文學的源起。直到今天已經沒 有人認為，英國文學起源於這部愛爾蘭史詩，但是一百年前它是。台 灣和愛爾蘭的故事，讓人感到不同程度民族主義的角力。1 安德森的這段談話說明了一件事，就是任何文學史的書寫、建構，其實 都不是單純的屬於文學界自己內在思考範疇的事務。文學史的疆界固然是由 文學家劃定2，但是驅使文學家劃定邊界的無意識動力，卻不一定只是來自文 1 吳錦勳，〈專訪東南亞研究學者，《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明日報》， 2000年4月25日。 2 依據藍建春的研究，認為台灣文學史自日本殖民以來，一共有5次的重寫經驗，分別為：（1） 日據時代；（2）二戰結束；（3）政府遷台；（4）中法斷交、彭明敏事件後與台灣鄉土 文學運動；（5）國府的解嚴與交相抗拮的後解嚴文壇；藍建春，〈「台灣文學史」觀念 23 ．24．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學家本身閱讀作品後的自覺而已，實際上這動力的來源應該是多元的，不論 是最表層的政治變遷影響，抑或是深層的認同光譜的移動。因此，由文學史 書寫的轉變，包括年代劃分的轉變、分類方式的轉變、取捨方式的轉變，都 透露出文學史書寫絕對不只是一種「歷史編纂」的轉變，反而應該是一種「文 本建構」的轉變。因此，在作文學史回顧這樣的工作時，不論是何種轉變， 其實都代表了一種意義上的改變，不僅是形式的改變而已。 順著這樣的思考脈絡，本章選擇了1987年以來台灣地區對於相關台灣文 學史的著作與論文作回顧與評述。之所以選擇1987年後，是因為本章採取廣 義的文學史定義，也就是把與文學史有密切關係的文學批評也納入回顧範 圍。將文學批評納入文學史回顧範圍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台灣，一般來說文 學批評的文章很少沒有處理關於文學史的建構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從戰後 至今，台灣有關台灣文學史的專書實在太少，依據羅宗濤與張雙英合著的《台 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1988-1996）》中的資料顯示，從1988年起至現在台 灣僅有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及馬 森等著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三部文學史書籍3。這其中並沒有算入1977 年出版陳少廷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即使算入，有體系的綜合性台灣 文學史書籍，也不過四部而已。所以在羅、張合著的這本書裡，就把文學批 評（含理論）與文學史合併為一類。 不過，若是將文學批評與文學史合併觀看的話，卻又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相關的文獻將會變得龐大頗雜，不易整理。因此本章選擇1987年後台灣 地區的相關研究為斷限，一方面是受限於文獻數量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因 為從87年起是台灣的解嚴年代，後續的90年代至今也是對於台灣文學研究方 興未艾的時期，眾多學界或非學界人士，皆率相投入台灣文學的批評、詮釋、 的考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頁5-18。 3 羅宗濤、張雙英，《台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1988-1996）》（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 司，1999），頁159。 第二章：台灣文學史與戰爭經驗．25． 建構與解構的工程中4，當中自然也有不少關於文學史的文章，這些即是本文 處理的課題。 所以下列的台灣文學史回顧內容，就選擇由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與意識型 態這個問題先談起。 一、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與意識型態 （一）寫實主義的台灣文學史 要談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首先要談的當然就是有關台灣文學史的專書， 但是如前面提到，有體系的綜合性台灣文學史專書很少。為何這方面的專書 會很少，相關因素很多，但若是從學術界方面因素來看的話，楊照在〈台灣 戰後五十年文學批評小史〉開頭的一段話，或許可以說明： 台灣文學史的研究在台灣史領域內更屬偏門旁支，在文史分家的大科 系安排下，歷史學者不知如何分析作品脈絡，文學工作者則又對時間 縱深的遞變不感興趣。所以迄今可談可論的台灣文學史著作，絕對可 以用雙手十指數得完。5 除此之外，例如戰後從大陸來台的文人作家以為台灣沒有新文學的心態，或 4 其中台灣文學界建構台灣文學史的具體行動明確表現在1991年到1993年間，由張恆豪、彭 瑞金、林瑞明、陳萬益等6人共同編選的前衛版《台灣作家全集（50冊）》上。對此，藍 見春認為此一行動「明顯繼承了起自戰後初期，特別是台灣鄉土文學運動起點的1965年 以降，由葉石濤、王詩琅、黃得時、鍾肇政等人共同建構的史觀。其編選範圍拋棄了戰 前大陸文學與戰後中共文學，而專注於日據台灣與戰後台灣的傳承線索上」。另外，他 也認為解嚴後建構強調以土地上共同經驗為主的文學史觀，潛流或許可以追溯到戰前， 不過，更直接、更明顯的論述淵源，則是解嚴不久後的葉石濤《史綱》。從《史綱》問 世後，相關的研討會與文學史建構便開始出現，如陳捷先等人參與的「葉石濤《台灣文 學史綱》研討會」等。請參考藍建春，〈「台灣文學史」觀念的考察〉，頁16。 5 楊照，〈台灣戰後五十年文學批評小史〉，《夢與灰燼—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二集》（台 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頁11。 ．26．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是戰後官方與所謂主流學界對於「台灣意識」的敏感，以致對「台灣文學」 也有同樣反應，導致不予重視的行為等，都是造成台灣文學史撰寫不易的因 素。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從1987年以後可以供我們討論的台灣文學史專 書，可以說只有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以下簡稱《史綱》）和彭瑞金的 《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以下簡稱《新文學運動40年》）了6。 現今學界談到有關台灣文學史的首選書籍，不可避免都會認為是葉石濤 在1988年出版的《史綱》。葉石濤的《史綱》會受重視，原因不難想見，因 為這是第一本明確從日治時期以來對台灣文學的發展做分期的文學史書。縱 然在葉石濤之前已有陳少廷在1977年寫出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而且 如林瑞明所說陳書是「距離台灣新文學運動二０年代發軔以來，已足足超過 半個世紀」的唯一台灣文學史作品7。但是陳書受重視的程度依然不如葉書， 究其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在內容的意識上，葉書被認為遠比陳書突出台灣意 識在文學史書寫上的重要性8，另一方面則是葉石濤書中提倡的台灣文學的寫 實主義風格，自日治到戰後國民黨統治，始終未曾消減，正是現階段台灣文 學史的論述主流。 《新文學運動40年》在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脈絡上是與《史綱》相承的。 書中開始即強調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的誕生與台灣意識的覺醒是有密切關 係，而且新文學運動也是屬於抵抗日本統治的一環，因此，1920到1927年間， 透過新文學運動，台灣人民就已經擁有了「民族文學」，雖然說在戰後新文 學運動一度重新回到起跑點，但是經過50年代的政治風暴，60年代的沈潛， 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終於在80年代有著本土意識的新文學運動從悲情中 6 在《台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1988-1996）》中有提到馬森等著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但是筆者並未搜尋到這本書。 7 林瑞明，〈戰後台灣文學的再編成〉，《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 司，1996），頁40-41。 8 譬如彭小妍在〈等待黑暗逝去，光明來臨的日子—論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中認為「這 部著作最重大的意義，在於台灣文學本土化的使命感」。收在陳義芝編，《台灣文學經 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488。 第二章：台灣文學史與戰爭經驗．27． 重新覺醒，成為本土化的眾多力量之一。 《史綱》與《新文學運動40年》無疑地都要營造出一種「台灣意識＝寫 實主義」即是台灣文學之本的大敘述。在葉石濤與彭瑞金的論述下，不論是 在戰前或戰後，30年代或50年代，台灣文學中的台灣意識皆是一脈相承，縱 然表達的詞語不同，但是內在蘊含的精神則是不變。這也是王德威所指出此 時此地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在獨派史觀的影響下，跟對岸中共所建構的中國 文學史差異可能只在於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已，但是對於某種「一」以貫之9的 文學史想像，卻是與對岸的中國文學史相同10。因此，之後王德威即在〈國 族論述與鄉土修辭〉中批評歷來的鄉土文學論述，固然強調的都是寫實主義 的路線，不論是30年代或70年代的鄉土文學支持者，在大敘述中反覆說明鄉 土文學的中心精神都是寫實主義，因為唯有寫實主義才能真實反映下層社會 民眾的生活。不過，在王德威看來，實質上這樣的鄉土文學論述的特色只是 一種「想像的鄉愁」（imaginary nostalgia）。因為「鄉土論述競相標榜寫實／ 現實風格時，已經內蘊另一種神話。故鄉之成為『故』鄉，必須透露似近實 遠，既親且疏的浪漫想像魅力；閃爍其下的因此竟有一股『異鄉』情調」11。 王德威對於鄉土文學這般想像的觀察，理論基礎是得自安德森的《想像共同 體》的啟發，但是之後也得到楊照從另外一面觀察的證實。 楊照在〈從「鄉土寫實」到「超越寫實」—八０年代的台灣小說〉中提 9 獨派史觀強調的文學史發展前後一致的概念，最明顯地方莫過於反映在認為30年代與70年 代的兩次鄉土文學論戰本質上並無不同，只是後面的人遺忘前面的事情，以致於相同的 歷史事件再度重演。這樣的感嘆，不論林瑞明或葉石濤皆有，他們認為鄉土文學論戰重 演的原因在於戰後國民黨政府的壓制台灣史研究，造成歷史的「斷裂性」，使70年代的 論戰雙方皆不知30年代已有前例，歷史重演一遍。這裡的斷裂性說法，其實是奠立在觀 念中已有某種台灣史是「連續性」的假設上，不然不會「再次出現」。見林瑞明，〈國 家認同衝突下的台灣文學研究〉，《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頁77-79；葉石濤，《台灣 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1），頁140-144。 10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公 司，1998），頁12-14。 11 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 新論》，頁165-168。 ．28．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到歷經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後，到了80年代鄉土文學的寫作形式成了文壇 主流，只是這是一種被官方「收編」、 「馴化」的主流。收編、馴化的特點表 現在把70年代鄉土文學強調批判主流體制的脫離現實，忽視公理與正義層面 抽離，只留下以鄉村為背景的文學情節編織層面，所以80年代的鄉土文學作 品如履彊的〈楊桃樹〉描繪鄉村的圖像與70年代王禎和〈嫁妝一牛車〉或洪 醒夫〈吾土〉相比較的話，可以察覺出的差異在前者的農村是文明的避風港， 發展是正面的，但後者的則是被都市剝削的殘破原鄉，發展是負面的12。從 這段鄉土文學脈絡演變的歷史過程裡，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鄉土文學想像的 層面。不管是要描寫「黃昏的故鄉」，抑或「富麗的農村」，寫實主義似乎都 是文學家主要使用的預設格式。 造成寫實主義在台灣文壇興盛，躍居主要話語的原因，可以在《史綱》 與《新文學運動40年》建構的大敘述裡發現。從這兩本書內容來看，我們會 察覺寫實主義不只是鄉土文學的預設寫作格式而已，寫實主義也是台灣文學 的本質，因此彭瑞金才會使用「回歸的寫實主義文學」形容70年代的鄉土文 學論戰13。將寫實主義當做為台灣文學本質的思考模式並不讓人意外，因為 不論在寫實主義的起源地西方，或是它的接受地區東方，同樣都認為寫實主 義所成就的藝術，最能代表下層社會人民的生活。而無名下層群眾的生活， 在現代國族論述裡，被認為是一個國家＄國族的根本，因為他們最親近土 地，他們代表了這個國家最原始的本質。如此一來，從寫實主義起頭，開始 將台灣文學、台灣歷史、台灣人民以致整個國族，連結了成了一個「傳統」。 所以70年代鄉土文學的出現，不是革命或改革的行為，只是一種回歸傳統的 12 楊照，〈從「鄉土寫實」到「超越寫實」—八０年代的台灣小說〉，《夢與灰燼—戰後台 灣文學史散論二集》，頁182-187。 13 「隨著時代的變遷，引發台灣社會內部結構性變化，也刺激了社會意識的覺醒。知識份子 擁抱人民、參與社會，造成一股回歸現實、回歸土地的熱潮，觸動了寫實主義文學的復 甦」；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頁 153。 第二章：台灣文學史與戰爭經驗．29． 自然表現14。並且這種傳統的內在即是台灣意識的內在。 隨著此一傳統的發明，也標示著鄉土文學名稱從此轉換為「台灣文學」， 就如《史綱》中說的「然而一進八０年代，鄉土文學的名稱已被丟棄，改稱 為台灣文學，呈現了多元和嶄新的面貌」15。呂正惠評論70、80年代台灣文 學現象時，認為此一轉變的原因是 「鄉土文學」的領導權與解釋權從「左派」轉移到「本土派」手中， 而「鄉土文學」的名號也逐漸改為「台灣文學」，最後終於被「台灣 文學」取代。這個變化的大關鍵就是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不過， 在這之前不久，分化與轉變的痕跡已露出端倪16。 呂正惠提到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是造成台灣文學界（主要是本省籍人士） 從「鄉土文學」走向「台灣文學」的關鍵，促成這股轉變的動力在蕭阿勤的 《當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明白指出美麗島事件，分別刺激了黨外反對運 動的激進化以及文學的開始「政治化」（politicization） ，其中文學的政治化其 實是受到反對運動的激進化影響，才開始的。政治化的影響中，不只是政治 行動上有諸如王拓、楊青矗等鄉土文學作家投入反對運動，在政治意識上也 影響了《台灣文藝》與「笠詩社」兩個以本省籍作家為主的文學刊物團體， 讓他們之中許多人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獨裁性格後，開始把自覺到的台灣意 識具體化。因此，從1980年代前期開始，《台灣文藝》與「笠詩社」的成員 開始探究什麼是「台灣文學」？的定義，他們主要承襲葉石濤的看法，認為 「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基於台灣意識而寫出的作品」 ，並且在這定義下，年輕 一代的《台灣文藝》成員（如彭瑞金、陳芳明、高天生）在他們的論述「呈 現了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的激進傾向，亦即強調台灣文學異於中國文學 14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頁153。 15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150。 16 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政治、社會及思想背景的探討〉， 收在邵玉銘、張寶琴、瘂弦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1949-1993》（台北：聯合文學出版 社，1995）頁147-161。 ．30．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的歷史性格、文學特色等『本土化』特質，認為探討台灣的歷史命運與人民 的生活風貌，才是台灣作家的最主要課題」。在政治化的界定台灣文學思想 脈絡下，蕭阿勤認為對於過去台灣歷史的解釋，產生了兩項特色，一是「建 構了台灣人作為不同外來政權壓迫統治的受害者形象」，所以藉由吳濁流 1945年所寫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的敘述，把台灣人描繪成「孤兒」的形象； 二是為了「將台灣人的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區別於外省人－或者更廣泛的中 國人」 ，開始將日本殖民統治作一種「資產」看待，譬如在1982年10月， 《笠》 （「笠詩社」所出版的刊物）與《台灣文藝》分別同步推出專輯，探討台灣詩 人和小說家如何處理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尤其是台灣人在「太平洋戰爭」 期間所遭受的苦厄。至於特別探討太平洋戰爭經驗的原因是兩個團體作家認 為「日本殖民統治與『太平洋戰爭』經驗賦予台灣文學一種獨特的性質與價 值，特別是一種『抵抗性格』，而這種傳統特質並非來自於『漢民族』的根 源」17。 總結來說，蕭阿勤認為《台灣文藝》與「笠詩社」的成員在80年代前期 是致力於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然後在80年代後期是致力於將台灣文學 「民族化」（nationalize），也就是要賦予台灣文學一個獨特的民族性格，建立 ／再現一個獨特的「台灣民族」的文學傳統。而且蕭阿勤特別強調80年代後 期台灣文學的民族化，其實是伴隨著1986年後台灣政治環境的劇烈變遷而 來，是外在因素如民進黨的成立，政治控制的持續放鬆，台灣獨立運動的快 速發展，政治統治菁英的「台灣化」等逐漸形成的論述18。 由蕭阿勤的研究，我們可以確切得知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如同安德森的 童年回憶所說的反映外在政治意識的變化，隨著我們自身對於所屬民族的不 17 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96-105.；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 為主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03（台北，1999：08），頁23-32。 18 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pp. 96-105.；蕭阿勤，〈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頁23-32。。 第二章：台灣文學史與戰爭經驗．31． 同意識，而有不同的起源、界定和賦予的歷史性質，簡而言之，即是「認同」 影響了文學（史）的書寫。至於認同、台灣文學史與寫實主義三者之間的書 寫相互影響行為，可能會對台灣的文學史研究者或批評家們在閱讀文學作品 上，產生何種認知經驗上的影響？又有哪些不同的爭論？我們將在以下一一 說明。 （二）寫實主義與認同 1. 祖國的「本土」抑或台灣的「本土」？ 前面提到，從80年代開始，以《台灣文藝》與「笠詩社」為主的本省籍 作家團體（包含文學研究者、批評家）就開始展開「去中國化」到「民族化」 的台灣文學史建構運動。此一運動其實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中國意識」對 立「台灣意識」，然後以「台灣意識」取代「中國意識」的說法19。強調「台 灣意識」為台灣文學本質的文學史建構論述，一般而言被稱為「本土論」。 本土論的定義，在此可以參考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中的 詮釋。游書對「本土論」的說法為： 本土論是伴隨文學本土化運動而來的文學論。文學受一定時空條件制 約，是在「本土」進行的文學活動就應該呈現一定的「本土性」 。「本 土化」是相對「外來化」而成立的。20 19 《當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提到1980年代前期，黨外提倡的「台灣意識」攻擊的對象除了 國民黨的「中國意識」外，也包括以陳映真為代表的左派「夏潮論壇」團體。雙方在1983 年爆發了「台灣意識論戰」。因此，蕭阿勤以陳映真在論戰中詮釋的中國意識是一種「自 然的民族情感」，奠基於「文化、歷史的中國」，而非任何「過去或現在的中國政權」， 並且認為台灣意識是「虛假」的，作為80年代中國意識思想內容的代表。另外，關於台 灣意識的思想內容，提倡者是認為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計劃，把全島整合成一個區域， 也因此是台灣（民族）意識的形成時期。見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pp. 90-91. 20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頁5-6。 ．32．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綜觀游書，在歷史的時間意識上，仍然是繼承葉石濤等人的看法，即是認為 台灣文學的本土論有一段發軔、式微、再興的過程。但是游勝冠比葉石濤等 前輩更一步是，一：強調台灣與中國的主體對立性，因此，二：更加自覺地 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包含特殊性），三：將本土論區分為「多元本土論」與 「一元本土論」 ，而非像前一輩以所謂「台灣意識」 、「中國意識」來區分，四： 認知到台灣文學史中的漢人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遺留的問題。 以上四點為《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的特色。一方面確有傳承 前行文學史的觀點，但另一方面也有細緻分化及意識到新問題的突破。例如 書中認為不否定中國在台灣文學史建構中有影響力的人（不管是認為中國是 「源流」影響或「未來」影響），也是可以做為台灣文學史一部分，稱為「多 元本土論」，而將中國完全排除在台灣文學史建構之外的，稱為「一元本土 論」。總之，無論是不是懷有中國情節，在游勝冠的本土論詮釋下，似乎只 要是台灣的文學工作者，都是屬於「本土論」的一員。這可以說是獨派文學 史理論向對立意見的一次收編行動。 不過，並不是所有參與建構台灣文學史的人，都會甘於被游勝冠的這套 多元／一元本土論納入、收編。相反地，實質上所謂的中國結／台灣結的心 結是很難藉由將彼此之間都劃入一個所謂廣義的本土論共同體來解決。畢 竟，所謂「想像的共同體」的確有將不認識的人都拉近，給予他們彼此感覺 存在同一區域的力量在，但前提也是必須要不認識的人彼此間有共通的語 言、歷史記憶等，才能讓想像成真。因此，終究不認同獨立史觀的台灣文學 史學者會跳出來述說他們所想要建構的台灣文學史本土論。 陳昭瑛即是一位代表。在她的書《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裡，她重新 對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作了一番文化史的考察。陳昭瑛將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區 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反日；第二階段：反西化；第三階段：反中國。把 本土運動分為這三階段原因根據陳昭瑛自己說法是 這種分法不僅是動態的敘述，也是靜態的分析，意即「反日」 、「反西 化 」、「 反 中 國 」 既 是 對 日 據 以 來 一 百 年 本 土 化 運 動 進 行 「 斷 代 」 第二章：台灣文學史與戰爭經驗．33． （periodization）的概念，同時又是表現為三種界定「本土」之意義 內涵的概念系統。21 承此斷代概念而下，陳昭瑛對於本土運動的考察有幾項特點：一是認為台灣 意識與中國意識曾經隨著歷史情境的不同，有重疊時期也有分離時期；二是 認為點出「本土」的民族性與階級性的差異；三是區分「台灣」意識與「台 獨」意識的不同。 陳昭瑛對本土運動考察的這幾項特點，確實在某些地方有釐清觀念，批 判到獨派史觀中某些向來不區別的地方，像注意到本土的「階級性」差異， 這就是過去如葉石濤或彭瑞金書中沒有強調的部分。因為在獨派眼中看來， 台灣人中民族性的血濃於水會稀釋掉階級性的差異。再者，區分「台灣」意 識與「台獨」意識的不同，認為台灣意識還是歸屬於中國意識，只是有相對 的自主性與獨特性，並且指台獨意識是中國意識的「異化」（alienation）。陳 批評台獨意識或獨派史觀是所謂「異化」的理論基調，是認為獨派在建構史 觀的過程中有「返本主義」的傾向，也就是希望從「自己（過去）的歷史中 找到今日之我的根源，才能逃脫『自我異化』（self-alienation）的窘境」22。 為了要證實台獨史觀在建立過程中，的確是有選擇性的記憶與遺忘，陳昭瑛 精讀了被獨派奉為台灣文學精神之父—吳濁流的作品《亞細亞的孤兒》，她 說： 這些人顯然忽略了：小說中拘禁胡太明的是當時腐敗的中國政府，而 解救胡太明的則是中國人民，並且搭救胡太明的女學生所用的暗語還 是中國的古典詩，這一小小的細節象徵著中國青年與台灣青年共享的 精神文化。23 由這樣對文本中人物小動作的細讀，認為小說屬於作者對時代的某些無意描 寫更能表現出作者的原著精神，所以她認為不論是吳濁流或是巫永福等戰後 21 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台北：正中書局，1998），頁102-105。 22 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頁138-141。 23 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頁110-111。 ．34．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被奉為台灣文學大師的人，他們的心中其實都還潛藏著一股「無意識」 、「近 似本能」的祖國愛。這部分在過去是獨派的人特意不敢講的。 敘述到這裡，我們發現陳昭瑛的祖國愛與獨派的台灣意識是異曲同工的 概念。這正也是陳昭瑛等站在獨派對立面的統派史觀最為弔詭的地方，就是 兩者之間的激烈對立往往只是意識型態內容不同，但論及意識型態思考模式 則是相同。因此，對於陳昭瑛我們會發現，一方面縱然她擴大了台灣文學史 的論述範圍，積極將原住民文學和以外省第二代為代表的環保文學納入，但 是在敘述過程中，只是要指出獨派觀點的缺失而已，並不是要把原住民文學 和環保文學當作台灣文學史的中心來重新建構。就如同在〈發現台灣真正的 殖民史〉這篇對陳芳明近來提倡的台灣文學是「後殖民文學」的回應中，她 直接指出要「發現真正的殖民史」 ，這個真正的殖民史是原住民的被殖民史。 此種看法確實很好，只是在這篇對陳芳明的台灣後殖民文學觀答辯的文章 中，還是花了最前面的近五分之四篇幅，處理中華民族主義者與台灣民族主 義者的爭論，到最後才話鋒一轉而強調原住民才是真正的被殖民者，「作為 漢族後裔的我們」應該抱持贖罪心態，「父債子還」地去彌補過去對原住民 的傷害24。這樣的轉折實在令人錯愕。 2. （後）殖民史下的台灣文學史 不管在台灣誰究竟才有資格談真正的被殖民史，陳芳明近年提倡台灣文 學是屬於「後殖民文學」範疇而不是「後現代文學」範疇的解釋，仍然值得 我們注意。在〈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裡，陳芳明 非常清楚扼要地解釋了「後殖民文學」與「後現代文學」的不同。 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由於性格過於接近，因此在台灣常常容易令人 產生混淆。產生混淆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兩種思潮都是反中心，主張文化 多元論和首肯他者（the other）的存在地位。不過，後殖民主義出現在第三 24 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頁191-218。 第二章：台灣文學史與戰爭經驗．35． 世界，後現代主義則是發源於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歐美，因此兩種思潮觀照 的中心不同。後殖民主義主要是在瓦解中心＄邊緣雙元帝國殖民論述，而後 現代主義則是解構中央集權式，歐洲文化理體中心（logocentricism）的敘述。 所以後現代主義最終目標是在主體的解構（deconstruction），後殖民主義則 在追求主體的重構（reconstruction） 。陳芳明認為解嚴後，台灣社會是在進行 歷史記憶的重新建構工程，代表女性、同志、眷村、原住民等各種議題的台 灣作家，紛紛關切歷史記憶重建的工作，並且檢討過去政治所造成的傷害25。 這些正是後殖民文學史的象徵。 如果台灣文學史的後殖民性格是如此強烈的話，有關文學史的分期自然 也需要重新思考。在〈台灣文學史分期的一個檢討〉裡，陳芳明提出以後殖 民觀點劃分的台灣文學史分期： 殖民時期 1. 萌芽時期（1920-1931） 2. 成熟時期（1931-1937） 3. 決戰期第一階段（1937-1945） 再殖民時期 4. 決戰期第二階段（1945-1949） 5. 反共時期（1949-1960） 6.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0） 7. 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7） 後殖民時期 8. 多元代時期（1987-）26 此種文學史時期的劃分法，有別於過去王詩琅與葉石濤以戰爭結束為標 準的依附外在歷史環境變化的時期劃分法。後殖民式劃分法著重在文學史內 部脈絡的演變，以殖民地知識份子對歷史經驗的回顧、歷史記憶重建的立場 25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收在周英雄、劉紀蕙編，《書 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頁55-56。 26 陳芳明，〈台灣文學史分期的一個檢討〉，收在封德屏編，《台灣文學發展現象：50年來 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二）》（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頁29。 ．36．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27 ，重新建構文學史的分期。 面對陳芳明說的台灣文學應該是後殖民文學不是後現代文學的主張，廖 炳惠在〈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中提出為後現代文學辯護的看法。廖炳 惠認為陳芳明主要批評的後現代主義是80年代從美、法輸入的片面版後現代 主義。但是後現代主義本身其實具有相當的變化未定與因地制宜的性格，因 此有「衍生異義之空間」。而且廖也質問陳芳明的後殖民是否也是以美、歐 的經驗而來，況且台灣的後殖民經驗能與印度、非洲、中南美洲的後殖民經 驗相提並論嗎？在連番質問後，廖炳惠認為「以台灣的多重殖民史及複雜的 後殖民史來看，『不同之現代性』可能更適用，以便強調社會脈絡之差異原 則，凸顯台灣歷史南島原住民之遷徙、漢人、移民、荷人據臺、日本人治臺、 國民黨政府來台過程中所累積之多元族群文化傳承」28。 後殖民文學史觀的雖然遭受質疑，但是我們如果採取一種更仔細的態度 來審閱陳芳明的後殖民文學史觀，將會發現陳芳明的後殖民文學史觀是來自 於他對台灣左翼文學發展的研究。 過去對於台灣左派思想的研究，最普遍的都是集中在政治、社會運動 史，至於文學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人則比較少。但台灣許多著名的文學家， 特別是日治後期的楊逵、呂赫若、吳新榮等人，卻皆是與當時的左翼運動關 係深厚，因此研究左翼文學自有必要。日治時期的台灣左翼作家雖然沒有形 27 後殖民文學史觀的出現，個人覺得應該與近年對於日治時期台灣人殖民經驗的重視，有相 當大的關係。解嚴後，過去被刻意漠視的日治時期台灣史重要性越來越被強調，研究上 蓬勃發展的程度不輸給戰後台灣史。在這風氣下，研究日治殖民時代台灣文學史的相關 著作也越來越多，例如陳芳明自己就有一篇名為〈現代性與殖民性的矛盾：論朱點人的 小說〉，探討日治時期台灣人小說家朱點人對現代化，和伴隨現代化而來的殖民化的掙 扎與反思。其他如柳書琴有〈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論張文環的文化觀〉，呂正惠 〈殖民地的傷痕：脫亞入歐論與皇民化教育〉，彭瑞金，〈比較鍾肇政與葉石濤小說理的 殖民地經驗〉，皆是討論殖民地知識份子的歷史經驗。以上文章見江自得編，《殖民地 經驗與台灣文學：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28 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1）， 頁44-59。 第二章：台灣文學史與戰爭經驗．37． 成同時期如日本或是中國那樣的左翼作家集團，在社會上發揮更大的集體影 響力，但是這些左翼作家因為閱讀馬克思主義等社會主義經典的關係，在看 待日本統治台灣的關係上，除了感受到民族的壓迫外，承襲理論的影響，對 於階級的壓迫也是同樣注意。所以最早注意到日本的殖民地現代化建設，實 質內涵濃厚殖民性馴化力量的，這是這批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家。因此，他 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自然會不同於一般定義的右翼作家。陳芳明在 《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中提出日治時期的台灣左翼文學有三項 特點：一是作品中不斷凸顯殖民主義的事實；二是台灣左翼文學，又是反帝， 又是反殖民；三是左翼文學著重被殖民者的自我批判，文化反省，並且追求 主體的建構29。 由此可知，陳芳明的後殖民台灣文學史的提法，應該不完全是照搬西方 的後殖民理論，其中應該也有蘊含台灣本地特殊的殖民抵抗經驗，是從這經 驗中昇華出來的理論。 （三）殖民經驗與祖國經驗 從上述我們對於近10年來台灣文學史書寫過程的討論中可以發現，不論 是游勝冠的強調台灣文學中心的本土論或是陳昭瑛強調以中國為中心的台 灣文學本土論，還是陳芳明的後殖民文學史，在實質內容上皆不可避免地承 認寫實主義為台灣文學史的主要發展精神30，可以說在文學史的詮釋角度上 並未脫離葉石濤以後的觀點。只是我們要注意的是寫實主義原本是一種用來 歸類文學作品的分類方式，但是也可以轉化成一種文學批評家用來評論文學 作品的眼光，換句話說，即是作家用寫實主義的精神寫作，然後批評家用寫 29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頁15-46。 30 「過去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大多側重把寫實主義精神作為主流路線。因為，處在被殖民的 情境下，寫實主義畢竟具有旺盛的批判精神。文學史特別彰顯寫實文學的意義，自然寓 有去殖民的暗示」。請參考陳芳明在《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的〈自序：我 的後殖民立場〉。 ．38．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實主義的眼光評論。此外，我們還必須要再注意的一點是，雖然寫實主義的 基本定義簡單，即是單純地相信作家「描寫」 、「反映」現實是與生俱來的能 力 31，但是在解讀者的眼光看來寫實主義卻是有許多種，因此出現在某些同 樣的情節上，具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意義。其實向來文學批評者評論作品的方 式是多重、多樣的，譬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 （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詮釋西方文學作品的方式，確實讓我們以另一種 眼光看到隱藏在這些被認為是西方經典的文學作品下種族主義的一面。不 過，台灣的情況卻有點特殊，可能是因為台灣文學界長期以來浸淫在寫實主 義的大敘述裡，導致文學批評者即使在建構文學史的時候，眼光也已經無法 脫離寫實主義的藩籬，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陳芳明與陳映真兩人於2000年在 《聯合文學》月刊上，意外擦槍走火展開的一系列關於「台灣新文學史建構 與分期」論戰 32。這場論戰中，雙方你來我往的焦點並不全是命題上的「文 學史建構與分期」，反而從頭引起陳映真隆隆砲火聲音的是對於陳芳明敘述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是一個「殖民地社會」的不認同，因此陳映真先由中國古 代至近代的社會性質演變理論說起，認為「在馬克思社會形態發展理論中， 就絕沒有一個單獨稱之為『殖民地社會』的階段。原因無他：『殖民社會』 不是一個單獨、固定的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必由的階段」33，因此，陳映真 認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34才得以表達「殖民地化」 31 請參考楊照，〈鄉土文學的宿命困境—兼論吳錦發的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 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頁136-137。這段話原本在書中的 意思是楊照用來諷刺70年代台灣部份的鄉土文學提倡者對於「寫實主義」的認識淺薄， 不過，作者個人認為實際上就所閱讀的台灣文學史書籍發現確實普遍如此。 32 這一系列的論戰文章從陳映真在《聯合文學》2000年7月號上發表一篇〈以意識型態代替 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開始，一共有6篇 （陳映真3篇，陳芳明3篇），至同樣發表在《聯合文學》2001年8月號上的陳芳明，〈有 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三答陳映真的科學創見與知識發明〉結束。 33 陳映真，〈以意識型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 分期〉〉，《聯合文學》，16：09（台北，2000：07），頁140。 34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演進分為幾個階段，從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到最後的共產社會。因此由這個名詞可以看出對陳映真而言，區分日治台 第二章：台灣文學史與戰爭經驗．39． 後的日治台灣社會性質。由此，陳映真認為陳芳明將台灣新文學史（也是社 會史）劃分為「殖民時期」、 「再殖民時期」、 「後殖民時期」的三階段論，本 身即是一種建立在錯誤前提上的錯誤結論35。 在陳映真看來，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社會性質理論真正意義的陳芳明，當 然會在處理日本殖民政權藉由資本主義力量對台灣社會遂行的現代化進 程，給予過高評價。也是因為給了現代化過高的評價，自然而然忽視了台灣 新文學與中國的關係，對於台灣左翼文學運動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說明不清， 給予皇民文學過高評價……等。一連串的錯誤評價在陳映真看來其實正是顯 露出了陳芳明對於台灣文學特質認識不清的毛病，因此陳映真認為正確的台 灣文學特質依照時代分期的話，在戰前應該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 戰後則是由50年代的「新殖民•半資本主義」演變到60年代中的「新殖民• 依附性資本主義社會」階段36。 陳映真的首波猛烈砲火結束後，在同樣一本雜誌上，陳芳明也隨即以一 篇〈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回 應。回應裡，陳芳明清楚指出陳映真將有關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分期討論牽 扯台灣社會性質的論戰，實在是偏離了主題，他指出： 陳映真之所以拒絕承認日據時期的台灣是殖民地社會，全然與馬克思 主義無關。他把台灣文學史的討論，可以引導到台灣社會性質史論的 檢討之上，更與馬克思主義拉不上關係。整篇論文的主旨，並非是在 討論文學，而是在鋪陳他個人的政治信仰。所謂馬克思主義，不過是 做為表達或發洩其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工具。37 灣社會性質的重點是後面的「半封建社會」，殖民地只是表現歷史環境的修飾語。但對 陳芳明而言，恐怕前面的殖民地才是他闡述的重點。 35 陳映真，〈以意識型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 分期〉〉，《聯合文學》，16：09，頁140。 36 陳映真，〈以意識型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 分期〉〉，《聯合文學》，16：09，頁154-157。 37 陳芳明，〈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後殖民 ．40．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 指出陳映真偏離主題之後，陳芳明則對於他為何認為日治台灣為殖民地 社會可以成立提出了進一步的解釋。首先，陳芳明認為陳映真的討論偏重於 經濟內容，並不足以代表當時社會的全部，因為「所謂殖民地社會，乃是指 帝國主義者在他國的社會施行軍事佔領，強迫輸入資本主義，同時在此社會 中利用霸權優勢，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遂行其權力支配」38。因此， 陳芳明認為由文化上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界使用的語言混亂上來看（共有日 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三種語言從事文學創作），就是最明顯的殖民地社 會受到母國高壓語言政策下出現的語言混亂特徵。其次，語言之外，譬如因 為殖民統治帶來現代化或是殖民化之間的辯證與衝突，以及引發的被殖民者 自身傳統究竟是本土性或是封建性的矛盾等，皆是屬於殖民地特有的象徵， 這些都是戰前的中國社會無法相比擬的。最後，陳芳明由以上兩點特徵認為 戰後的台灣社會可以是「再殖民時期」的主要原因就是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模 式，從政治上、經濟上，特別是文化上來分析的話，實質與日本的台灣總督 府無異。 結束了前面兩陳論戰的漫長回顧後，首先對於陳映真，我們可以發現 他，如陳芳明所說的，對於台灣文學史的發展定位是建立在他對台灣社會史 性質的認識上。這種對於台灣文學史的建構方式，不就是本節一開始所說的 文學批評家也是用寫實主義的眼光來看待文學史的最佳寫照。相較之下，陳 芳明或許是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他本身仍然還是對於寫實主義位居台灣 文學史的主流保持肯定的態度，因此才會對於陳映真連番有關台灣是否為殖 民地社會的疑問，一一提出說明。 不過，若是仔細探究兩陳的寫實主義文學史觀的話，探究他們對於文學 作品的閱讀方式的話，還是可以發現除中的差異處，這些差異，總而言之可 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頁250。原刊登於《聯合文 學》，16：10（台北，2000：08），頁156-165。 38 陳芳明，〈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後殖民 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