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長期的遲滯轉型,無論是政府治理轉型、產業轉型、社會轉型的怠惰,已經到達了臨界點。綜觀外部全球的氣候、能源公約的壓力、第四次工業革命帶動全盤的社會經濟創新驅力,以及臺灣內部社會對產業、勞動、環境、社會公平的要求,遲滯近20年的變革,壓迫這個臨界點往系統風險崩壞走向。不論外部全球的變動,光臺灣近年來發生的各種事件,都顯示系統崩潰的徵兆。 事實上,在全球生產分工體系下,過去臺灣一直進行後進追趕,以代工、低毛利、自我壓縮的技術學習,取得一席之地;其雖造就了廣泛的製造、效率、彈性成效,但也造成社會經濟轉型的困境。尤其,此發展模式長期建立在褐色經濟之犧牲體系下,導致唯經濟發展的單線思維,卻造成了勞動、環境、能源系統的脆弱性累積。而這樣的基礎,過去在80、90年代階段性堪稱舊的典範,如「臺灣錢淹腳目」等,卻在2000年之後面對全球科技、氣候變遷下形成今日經濟、社會轉型的難堪。尤其面對2010年代中快速崛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內涵以人為本、社會與環境責任的架構需要全面的治理體制與社會共識,迫使臺灣面臨了根本的發展價值、永續經濟、社會公平的挑戰,而這樣的變革驅動主軸也使得臺灣到2030年(以聯合國SDGs為期程)、2050年(以《巴黎協定》之深度減碳為期程)的轉型圖像與路徑更加迫切。